那种感觉他很久没有过了，像猎人追踪了多年的猎物终于出现在射程之内。

他让人连夜翻查1947年的旧档案，虽然档案堆积如山，但“李涛”这个名字他始终记得。

那是他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让他事后反复复盘、始终觉得不对的案子。

十五分钟后，江一苇送来了旧案卷宗。

魏正宏翻开泛黄的纸页，在1947年4月12日的行动记录里找到了自己的亲笔签名。

记录写着：“嫌疑人李涛，男，约二十四岁，自称中央大学经济系学生，无明确犯罪证据，经审讯后释放。

承办人：魏正宏。”

他把旧记录和那张新照片并排放好。

相隔八年，但五官的轮廓、眉眼的间距、特别是右边眉尾那道几乎看不见的小疤痕，完全吻合。

魏正宏用放大镜在两张照片之间来回比对，最终确认：沈墨就是李涛，李涛就是那个1947年在南京茶楼里被他亲手放走的地下党。

他靠回椅背，长长吐出一口气。

八年了，那个人就在他的地盘上活动，经营贸易行、结交权贵、传递情报，甚至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进出台北。

魏正宏感到一股滚烫的怒意从胃里升起来，混合着某种近乎羞耻的挫败感。

他当初放走的那个年轻人，八年后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威胁。

魏正宏按下了桌上的内部通话按钮：“江秘书，通知行动科全体人员，半小时后开会。”

“处座，需要通知其他科室吗？”

“先不要。

这件事在确认之前，知情人越少越好。”

“是。”

魏正宏放下话筒，站起来走到窗前。

他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台北盆地，远处的观音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他想起自己办公室里挂的那幅字——“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这八个字是他请于右任先生写的，挂在墙上七年，他每天进门都能看见。

但此刻他觉得这幅字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八年前的那个失误。

错放了一个，等于放走了整条鱼。

上午九点，行动科会议室。

魏正宏把照片和卷宗放在长桌中央，面对在座的十二个行动骨干，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压制的分量。

“这个人，代号‘海燕’，真实姓名不详。

从1947年起在大陆活动，1952年潜入台湾，化名‘沈墨’，身份是高雄墨海贸易行总经理。

张启明的供词加上这张照片，已经可以确认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他停了停，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

“从此刻起，所有关于‘沈墨’的情报都要汇总到我这里。

行动分三步：第一，确认林默涵在台北的落脚点。

第二，监控他所有的联络对象，尤其是明星咖啡馆。

第三，查明他手中掌握的情报范围和已传递数量。”

一个行动组长举手：“处座，要不要直接抓捕？”

魏正宏摇头：“抓一个‘沈墨’容易，但他背后还有整条情报网。

苏曼卿、他的‘妻子’、还有可能潜伏在我方内部的人——要一网打尽，不能打草惊蛇。”

他拿起那张照片，在指尖转了半圈，然后放回桌面。

“把这张照片翻印，发给所有外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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