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的春天来得迟缓而矜持，直到五月，道旁的杨树才勉强抽出些嫩黄的芽尖，空气里却还裹挟着松花江开江后带来的、湿漉漉的寒意。

哈尔滨工业大学那座有着暗红色砖墙和绿色穹顶的主楼，在铅灰色的天空下显得肃穆而略带颓唐。

战争的痕迹在这里同样清晰——窗户破损，墙皮剥落，庭院里杂草丛生，几处被炮火掀开的屋顶用油毡和木板潦草遮盖着。

但走进楼内，却能感受到一种与外部破败截然不同的、紧张而亢奋的气息。

走廊里回荡着匆匆的脚步声、激烈的讨论声，以及粉笔划过黑板的吱嘎声。

临时清理出来的教室里，坐满了穿着各异但眼神炽热的学生——有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来自部队的青年干部，有从根据地选拔来的、脸上还带着泥土气息的年轻知识分子，也有少数原校留下、经过初步审查和教育、愿意为新政权服务的旧学生。

讲台上，老师们的身份更是五花八门：有像郭永怀、钱瀚辰这样从海外归来的学者，有从延安、晋察冀等老根据地抽调来的、实践经验丰富的“土专家”，也有经过改造、被“留用”的原校教授，还有像汉斯·伯格这样的国际友人。

教材是粗糙的、用各色纸张油印甚至手抄的册子，课桌椅子缺胳膊少腿，但这丝毫不能减弱教与学双方的热情。

空气中弥漫着劣质烟草、旧书本和年轻人汗水的混合气味，更弥漫着一种对知识如饥似渴、对建设新世界迫不及待的炽热氛围。

郭永华此刻正坐在一间临时充当会议室的大教室里，参加由东北局教育部牵头、哈工大改组筹备委员会召开的“专业设置与课程规划研讨会”。

粗糙的长条桌旁，围坐着二十几个人，除了少数几位穿着相对整齐的干部，其余大多和郭永华一样，穿着沾有机油或粉笔灰的旧衣服，面容疲惫，但眼睛亮得惊人。

空气中烟雾缭绕，争论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当务之急是恢复生产！

培养人才也要围绕这个中心！

机械、冶金、采矿、化工，这些能立刻解决工厂问题的专业，必须优先设置，集中资源！”

一个嗓音洪亮、脸膛黝黑、一望便知是长期在工业一线摸爬滚打的中年干部用力敲着桌子，他是从鞍山钢铁厂抽调来的副厂长，姓雷，脾气也像打铁炉里的火一样爆。

“老雷说的有道理，但也不能只看眼前。”

接话的是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原哈工大的物理学教授，姓苏，说话慢条斯理，却自有分量，

“没有扎实的数理基础，没有系统的理论训练，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工匠’，难以成为真正的‘工程师’，更谈不上未来的创新和发展。

数学、物理、化学这些基础学科，必须加强，课时不能减少，标准不能降低。”

“苏教授，您说的那是太平年月的搞法！

现在是什么时候？

前线的战士等着我们造出枪炮，铁轨等着我们轧出钢轨，老百姓等着我们生产出肥皂、火柴！

我们哪有时间按部就班、从微积分教起？

就得急用先学，缺什么补什么，工厂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另一位来自根据地、负责干部培训的同志反驳道。

“急用先学我同意，但不能以牺牲长远为代价！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今天你教会他开这台车床，明天换了型号他可能就抓瞎！

我们必须教给他们原理，教给他们方法，让他们能举一反三！”

钱瀚辰忍不住加入了争论，他面前摊开着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专业课程的初步设想和与“火种”计划资料的对应关系。

“钱先生说的在理，”

郭永怀支持道，他手里拿着几份刚刚从三棵树厂、沈阳机床厂收集来的设备故障案例分析，

“我们在下面跑，深有体会。

很多老师傅经验丰富，手艺高超，但遇到新问题、复杂问题，往往就凭感觉，容易走弯路，甚至出危险。

如果他们在年轻时，就能系统地学过力学、材料、原理，很多问题就能想明白，解决起来也更科学、更安全、更高效。

人才培养，不能搞成‘短训班’，要立足长远。”

会议陷入了僵局。

一方强调现实急需，另一方着眼长远基础；一方是经验丰富的实干派，另一方是重视理论的学院派。

双方都有道理，也都有各自的局限。

主持会议的东北局教育部一位姓刘的副部长，是位儒雅的中年人，此刻也眉头紧锁，耐心地听着各方意见，手指无意识地在粗糙的桌面划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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