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在颠簸的土路上扬起滚滚黄尘。

早春的华北平原，目之所及仍是一片单调的土黄，田野里残留着去岁的枯草茬，远处的村落掩映在光秃秃的树林后，显得有几分萧瑟。

但若仔细观察，便能看见田间地头，已有不少农民在忙碌，赶着牲口，挥舞着镢头，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着准备。

偶尔能看到墙上新刷的标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全力支前，夺取最后胜利！”，在荒芜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洋溢着一种改天换地的勃勃生气。

郭永华坐在颠簸的吉普车后座，目光掠过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象。

他的思绪却并未完全停留在眼前。

怀揣着那份沉甸甸的任命文件和东北工业情况的详细报告，他的心思早已飞向了那片遥远而陌生的黑土地。

那里，有他熟悉的同志在翘首以盼，有他梦寐以求的工业骨架亟待修复激活，有他筹划多年的“火种”在等待点燃，更有他对自己、对这片土地、对那个在窑洞里许下的庄严承诺。

“永华，你看，”

坐在旁边的钱瀚辰指着窗外一处正在修建的小型水渠工地，一群民兵和农民正在热火朝天地劳作，用简陋的工具开凿土方，夯实地基，

“这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吧。

没有机械，就用人力；没有水泥，就用石灰黏土。

可你看他们的劲头……”

郭永华点点头，目光落在那些挥汗如雨却满脸笑容的人们身上。

是的，这就是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最真实也最伟大的变化。

它不仅仅发生在战场上，也发生在这些最平凡的田间地头，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为新生活付出的努力中。

这种从废墟中重建家园、从无到有创造未来的精神力量，比任何先进的机器都更让他感到震撼和鼓舞。

他忽然想起离开西柏坡前，与那位负责经济工作的首长最后一次交谈时，对方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底子薄，一穷二白，这是事实。

但穷有穷的干法，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我们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现在又有了你们这样的专家，还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瀚辰兄，”

郭永华收回目光，看向钱瀚辰，语气认真，

“我们这次去东北，面对的困难，可能比永怀他们在报告里写的，还要具体，还要复杂。

不光是设备损坏、技术缺失、物资匮乏，还有人员的思想问题，管理的混乱，甚至可能的安全威胁。

我们是‘特派顾问’，是‘副主任’，但归根结底，我们是去解决问题、干事创业的。

不能有半点书生气，不能摆专家架子，得扑下身子，和工人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钻锅炉，爬高炉。”

钱瀚辰扶了扶眼镜，脸上也露出坚毅的神色：“我明白。

在美国实验室里，是另一套规矩。

在这里，是战场。

我虽然没你懂那么多实际生产，但我这双手，还能画图，能计算，能分析。

有什么脏活累活，你吩咐就是。

至于摆架子……经历了这一路，见了那么多抛头颅洒热血的同志，我要是还敢有半点架子，那真是枉读诗书，枉为中国人了。”

开车的警卫战士和副驾驶座上的侯小七，虽然目视前方，但耳朵都仔细听着后座的对话。

侯小七的嘴角几不可察地弯了一下，而年轻的警卫战士则透过后视镜，向两位“大学问家”投去敬佩的一瞥。

旅程并不平静。

虽然大部分路段已解放，但战争尚未结束，沿途仍不太平。

他们遇到过溃散的国民党散兵游勇的袭扰，遇到过因战争破坏而中断、需要徒步或换乘牛车马车绕行的道路，也遇到过因春荒而流离失所的难民。

每一次意外，都让郭永华和钱瀚辰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国家正经历着怎样的阵痛，也更坚定了他们尽快投入工作、为结束这种苦难贡献力量的决心。

几天后，他们抵达了一个较大的铁路枢纽站。

这里刚刚经历过战斗，车站建筑上还残留着弹孔，但已经被匆匆修复，恢复了基本的运转。

月台上挤满了南来北往的人群，有军人，有干部，有支前的民工，也有寻找亲人的普通百姓，嘈杂而充满生气。

空气中弥漫着煤烟、汗水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硝烟与希望的气息。

他们将在这里换乘一列开往关外的、由缴获的火车头和破旧车厢组成的“混合列车”。

所谓混合，就是客车厢、货车厢、甚至平板车混编，条件极为简陋。

郭永华和钱瀚辰被安排在一节还算完整的、原本是三等客车的车厢里，座位是硬木板，窗户玻璃大多破损，用木板或油毡纸钉着。

同车厢的，有几位同样北上的地方干部，有押运物资的战士，还有几个神色惶恐、显然是去投奔解放区亲戚的商人模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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