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是真正创造了新的、可持续的财富和生产力，还是仅仅将危机向后拖延，甚至酝酿更大的泡沫？

当这些工程结束，那些被雇佣的工人再次失业，需求再次萎缩，又该怎么办？”

这一连串的问题，如同精准的手术刀，直接切入了“以工代赈”式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潜在软肋。

威斯汀教授愣住了，他仔细地打量着郭永华，眼中不再是惊讶，而是震惊，甚至有一丝难以置信。

这个年轻人，不仅英语流利，对经济现象有敏锐的观察，其思考的深度和问题的犀利程度，甚至超过了他在芝加哥大学带的许多研究生！

他所提出的，正是经济学界关于政府干预政策长期有效性和潜在风险的、最前沿也最核心的争论焦点！

餐车里安静下来，只有火车行进时单调的“哐当”声。

郭永怀也惊讶地看着弟弟，他知道永华聪明，心思缜密，做生意眼光独到，但没想到他对这些远在万里之外的、深奥复杂的经济问题，也有如此深入的思考和如此尖锐的提问。

良久，威斯汀教授才长长舒了口气，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脸上露出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遇到“知音”或至少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对话者”的兴奋。

“郭先生，”

威斯汀教授重新戴上眼镜，语气变得非常郑重，

“我必须说，您的问题，直指要害。

这不仅仅是经济学问题，更是政治哲学和社会选择问题。

钱从哪里来？

税收，借贷，或者……某种形式的货币创造。

风险如何控制？

需要精巧的制度设计和严格的监管。

投资是否创造真实财富？

这取决于投资的方向和效率。

如果投资于提升国家长期竞争力的基础设施、教育科研，那么它就是有益的；如果只是低效的‘挖坑填坑’，那确实可能只是拖延问题。

至于工程结束后的就业……这又回到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上。”

他顿了顿，身体再次前倾，声音低沉而充满力量：“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郭先生。

任何政策都有代价，有风险。

但在我看来，比起坐视数百万人挨饿、绝望，让整个社会结构在崩溃边缘摇晃，承担一些通货膨胀和债务的风险，去尝试，去建设，去给人们工作和希望，是更不坏的选择。

经济不是冰冷的数字游戏，它关乎亿万普通人的生活和尊严。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勇气，去打破那些看似金科玉律的教条，即使前路未知。”

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带着一位关切现实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热忱。

郭永华肃然起敬。

他来自后世，知道“新政”并非完美，也知道后来的滞胀等问题，但在1932年这个时间点，能如此清晰而有担当地阐述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可能的路径，威斯汀教授无疑是一位有远见、有良知的学者。

“受教了，教授。”

郭永华诚恳地说，“您的见解，让我对这场危机，以及可能的出路，有了更立体的认识。

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人心的问题。”

威斯汀教授看着郭永华，眼中充满了欣赏和好奇：“郭先生，恕我冒昧，您真的只是一位对经济‘感兴趣’的访客吗？

以您的见识和思考，完全可以在一所优秀的大学里教授经济学了。”

郭永华笑了笑，笑容里有一丝难以察觉的苦涩：“教授过奖了。

我只是来自一个同样面临无数困境的国度，对任何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自身困境、寻找出路的经验和教训，都格外关注罢了。

有时候，旁观者清。”

这句话似乎触动了威斯汀教授。

他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郭永华的身份，而是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张名片，递了过来，

“这是我的联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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