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长孙无忧举手。

她问信息采集点建在哪里，那些住在大山深处、冰原边缘、红树林沼泽里的人，走不到县政府。

雷诺伊尔说，建在他们能走到的地方——和邮政局合作，和供销社合作，让邮递员带着登记表去，让渔业管理站的人带着登记表去。

孙无忧在笔记本上记下了，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留下一个墨点。

然后是商会代表潘裕民。

他站起来的时候，会议室里的气氛变了。

不是变紧张，是变沉了。

所有人都知道他会说什么。

他是圣辉城商会的副会长，代表着那些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生意的企业主。

他的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他的眼睛里全是血丝——昨晚他为了准备今天的问题，一夜没睡。

“主理任席。”他的声音圆润，但圆润底下有什么东西硌着。

“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薄，竞争激烈。

这个您知道。

我们商会的企业，平均利润率不到百分之八。

进园区要交租金，要给工人交社保，要遵守劳动法规定的工时和加班费。

这些成本加起来，至少吃掉利润的三到四个点。

但如果在路边搭个棚子雇黑工——不用交租金，不用交社保，工人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只给八小时的钱——利润能翻一倍。”他停了。

他看着雷诺伊尔的眼睛。

“我不是替黑心工厂说话。

我是告诉您，市场就是这样。

守法经营的成本比违法经营高。

您要建三十个园区，提供一千五百万个岗位。

但企业不是来做慈善的。

如果园区的成本压不下来，他们会选择不进园区。

不是跟我作对，是跟市场作对。

您怎么让他们进？”

潘裕民说完了，站在那里。

他没有拿笔记本。

这些话是记在心里的。

雷诺伊尔看着他，看了很久。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头顶日光灯管的嗡嗡声。

德尔文坐在第一排，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一下。

“潘裕民，你刚才说的利润翻一倍——那是哪一年的算法？”

潘裕民愣了一下。

“什么？”

“路边搭棚子雇黑工，利润翻一倍。

那是哪一年的算法？

是战前的算法。

战前工商监察松，劳动法执行不力，棚子搭在路边没人查。

但战争打完以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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