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我依旧能在半夜醒来。

不是被噩梦惊醒，是身体自己醒的。

像有一只手从黑暗里伸出来，搭在我肩膀上，不重，也不轻，就那么搭着。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是灰白色的，有一道裂缝，从灯座旁边弯弯曲曲地爬到墙角。

我看了很多遍，闭着眼睛也能画出它的走向。

它就那样裂着，没有人来修。

我也不想修。

我住在荣军院二楼最里面那间屋子。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柜子。

柜子是铁的，漆皮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生锈的灰。

里面没有衣服，只有一把枪——退役的时候我带出来的，拆了撞针，打不响了。

我留着它，不是想自杀，是怕忘了。

忘了怎么握枪，忘了怎么开枪，忘了那些死在我面前的人。

我每天晚上都要检查一遍那把枪。

拉枪栓，扣扳机，咔嗒，咔嗒，咔嗒。

没有子弹，什么都没有。

只有声音。

那个声音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

隔壁住着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兵，叫老钱。

他的呼噜声很大，像锯木头。

我听着他的呼噜声，听着自己的呼吸，听着窗外风吹过白杨树的声音。

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很老的歌。

我不会唱，但我听着。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

我坐在荣军院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那半块压缩饼干，没有吃。

饼干是早上发的，每人两块。

我吃了一块，留了半块，不饿，不想吃。

阳光落在脸上，暖的。

一只野猫蹲在墙角，舔着爪子，舔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

它的眼睛是黄色的，很亮。

我看着它，它也看着我。

“你也活下来了？”我问它。

它没有回答，站起来，走了。

远处有人走过来，不是一个人，是三个。

两个年轻的，一个中年的。

他们穿着便装，不是军装。

走在前面的那个中年男人，脸很红，不是晒的，是气的。

他的步子很快，鞋底磕在水泥地上，啪啪啪的，像在数什么。

我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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