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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雨，是那种不带雷声的雨。

1955年1月，松山方向传来低沉的引擎声，像远处有人反复碾着一颗旧牙。

魏正宏站在第三处审讯室隔间里，指尖捏着那只从西门町捡回来的棕色牛皮钱包，翻来覆去看了第七遍。

钱包不贵。

边角磨白，拉链头缺了半粒铜壳，内侧夹一层透明玻璃纸，玻璃纸里是一张六寸小照——一个穿蓝布棉袄的小姑娘，站在柿子树下，手里举着半块糕，笑得眼睛眯成缝。

照片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笔锋很轻，像怕戳疼纸：

「晓棠，等爸爸回家。」

魏正宏没动声色。

他把钱包放在桌面上，用两指推到台灯正下方。

灯泡是二十五瓦，蒙了层黄雾，照得照片里那孩子像浸在陈年的茶汤里。

他伸手，指腹蹭过“爸爸”两个字，忽然觉得后颈有一根筋，从脊椎最底下被人轻轻挑了起来。

“处长，比对结果出来了。”

机要秘书江一苇立在门边，手里夹着卷宗，身上有股很淡的樟脑味。

他不敢多看桌上那张照片，只把视线落在魏正宏袖口。

魏正宏没回头：“说。”

“钱包是在西门町大光明戏院后巷捡到的，捡的人是我们外勤周德顺，他认得——那商人跑路时丢的。”

“跑路的那人，现在叫什么？”

“台北这边挂的是‘陈文彬’，大稻埕益昌颜料行老板。

高雄那边旧档叫‘沈墨’，墨海贸易行。”

魏正宏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

他端起茶杯，茶早凉了，浮着两片没泡开的茶叶。

他没喝，只把杯子转了半圈，像转一枚棋盘上的子。

“沈墨……”他低声念了一遍，像念一个搁了八年的旧仇，“去把1947年南京站那批无名卷宗调出来。

别走公文，走我私库钥匙。”

江一苇眼皮微跳。

“是。”

门带上了。

魏正宏这才把整个人靠进藤椅里。

藤条咯吱响，像老船的肋骨。

他闭眼，太阳穴突突跳，失眠的旧疾又来了。

他摸抽屉，指尖碰到安眠药瓶，没拧开，又缩回来。

他怕吃了睡过去，梦会慢一步。

而有些脸，他得趁清醒的时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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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刮器似的，记忆从照片里刮开。

倒回去八年。

1947年冬。

南京。

那时候魏正宏还不是少将，是保密局二处稽查科代理科长，穿呢子大衣，领口扣到喉结，鼻梁上架副金丝边，走路带风，手下人背地里叫他“魏阎王”——不是因为他狠，是因为他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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