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环顾四周那些由废旧零件拼装起来的装置，语气平静，没有指责，只有陈述事实，

“在单个环节的精度和可靠性上，存在固有缺陷。

更重要的是，我们缺乏系统性的监控和反馈机制。

我们是在用‘开环’的方式，试图控制一个高度非线性的‘闭环’过程。”

他用词专业，一针见血。

指出了问题的核心：他们拥有的，是热情、想法和拼凑起来的硬件，但缺乏一个能够将这一切整合起来、实现稳定可靠运行的“系统”。

这个系统，包括更精密的硬件，也包括更科学的管理和调试方法。

郭永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焦糊的味道刺激着他的肺叶，也刺激着他的神经。

伯格的判断完全正确。

这段时间，他们就像一群手艺高超但工具简陋的工匠，试图用手工锤打出精密的钟表零件。

他们能做出“样品”，甚至“不错的样品”，但无法保证“每次都一样的好样品”。

而工业化，要的就是那个“每次都一样”。

他知道问题在哪。

他脑海中有着来自未来的、关于研发管理和质量控制体系的模糊概念：标准化流程、统计过程控制（Spc）、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FmEA）……

但这些现代工业工程的概念，对于一九三七年的这个波士顿仓库，对于这群主要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还都是半路出家）组成的团队来说，太超前，也太抽象。

如何把它们落地，变成伯格能理解、孙正平他们会操作、赵广元能维护的具体章程和动作？

更重要的是，他感到了时间那无声却巨大的压力。

窗外，波士顿的秋天已经有了凉意，而万里之外的故土，战火正炽。

淞沪会战已经爆发，消息虽然滞后且零散，但传来的只言片语——“血肉磨坊”、“我军浴血”、“日军增兵”——每一个词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上。

AmSL必须更快，更稳，必须产出，必须造血！

只有这样，才能支撑他内心那个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急迫的计划：为国内输送技术、设备、资金，一切可以输送的力量。

“伯格博士说得对。”

郭永华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让仓库里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他脸上没有失败的沮丧，也没有强撑的镇定，只有一种沉静到极致的思考。

“我们之前，更像是在‘试’，碰运气，靠经验和感觉调整。

这不行。

我们必须把‘试’，变成‘系统地试’，把经验和感觉，变成可以记录、可以分析、可以复现的数据和规则。”

他走到那块简陋的黑板前，拿起粉笔。

黑板上还残留着伯格昨天讲解“熔体弹性与出口胀大关系”的公式。

他擦掉一角，写下几个英文单词：

Systematic Approach （系统方法）

“从现在开始，”

郭永华转过身，目光扫过孙正平、赵广元、周默笙，也看向伯格，

“我们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我们要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适用于当前条件的‘研发体系’。

这套体系，要能帮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找到问题，解决问题，并且，把解决问题的办法固定下来，变成下次不再犯错的规则。”

“首先，是问题记录与分析。”

郭永华在“Systematic Approach”下面画了一条线，

“每次失败，无论是喷丝板堵塞、温度失控、断丝、还是丝质不均，都必须有详细的记录。

什么时间，什么批次原料，设备参数设置，操作人员，故障现象，处理过程，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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