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秋天，带着一股子咸腥的海风味道，混合着煤烟、码头货轮的铁锈、以及租界里香水、咖啡和某种更隐秘的、属于欲望与罪恶的复杂气息，从窗缝里一丝丝渗进来，即使紧闭门窗，也挥之不去。
这味道与北平干燥肃杀的秋气截然不同，更粘稠，更暧昧，也更让人心头发沉。
法租界“隆昌行”后院深处，一间没有窗户、只靠一盏昏黄壁灯照明的狭小密室里，空气凝滞得仿佛已经死去。
烟草燃烧后的呛人余味、隔夜食物的馊腐气、还有一种长时间不洗漱、不通风产生的、属于活人却近乎死物的颓败气息，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令人作呕的、绝望的气场。
郭永华就坐在密室中央唯一一张破旧的单人木床上，背靠着冰冷潮湿的砖墙。
他身上那件离开北平时穿的深灰色长袍，此刻已脏污得辨不出本色，皱巴巴地裹在他那副明显又瘦了一圈、几乎只剩骨架的身躯上。
头发许久未理，乱草般纠结着，遮住了大半张脸。
只有从那凌乱发丝的缝隙间，偶尔能窥见一双眼睛——那双曾经明亮、锐利、充满洞察力与沉稳力量的眼睛，此刻已彻底黯淡、空洞，深陷在乌青的眼窝里，仿佛两口干涸、了无生气的枯井，连最微弱的光也反射不出。
他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像一尊被遗忘在时间尘埃里的、正在缓慢风化崩解的泥塑。
手臂无力地垂在身侧，左手掌心里，紧紧攥着一个褪了色的、绣着几朵歪斜兰花的浅蓝色旧香囊——那是苏婉宁的贴身之物，里面原本装着几味安神的草药，如今只剩下干枯的碎屑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早已淡去的皂角清香。
这香囊，是他在天津一处肮脏的当铺角落里，花了二十块大洋，从一个眼神闪烁的朝奉手里“赎”回来的。
是婉宁的，他认得那针脚，那是她初学女红时绣的，不算精美，却一针一线，都是她的痕迹。
这是他在天津二十多天疯狂寻找中，得到的唯一一件“确凿”属于苏婉宁的东西。
然而，除了这香囊，再无其他。
人，依旧杳无音信。
二十多天了。
从北平到天津，从希望到绝望，从疯狂的寻找，到此刻死寂的崩溃。
初到天津时，他还勉强支撑着那副被焦虑和执念驱动的外壳。
他住进了“隆昌行”后院这间隐秘的密室，立刻通过周掌柜，动用了“永华昌”在天津这些年布下的、包括租界内外、三教九流的所有暗线和资源。
赏金开到了令人疯狂的天文数字——找到人，无论死活，一万大洋；提供确切线索，五千大洋。
他自己则带着侯小七和临时雇佣的几个本地“地头蛇”，如同疯狗般，扑向了天津卫每一个可能藏污纳垢的角落。
英租界的酒吧、俱乐部后巷，法租界那些挂着“俱乐部”、“按摩院”招牌的暧昧场所，日租界浪人聚集的剑道馆、居酒屋附近，老城厢鱼龙混杂的客栈、大车店，海河码头扛活的苦力堆，甚至南市“三不管”地带那些连军警都轻易不进的暗门子、烟馆、赌档……他们像篦子一样，一遍遍梳理。
钱，如同流水般花出去，买消息，买路，买“关照”，也买“平安”。
周掌柜私下里对侯小七叹气，说从未见东家如此不计成本、近乎自毁般地挥霍。
那不只是钱，更是郭永华自己的精血和理智。
线索，似乎比在北平多了些。
毕竟天津是北方最大的水陆码头，人口流动极大，罪恶的勾当也更加集中和专业化。
有人说在日租界“芙蓉寮”见过一个气质不俗的年轻中国女子，但去查了，是日本侨民从上海带来的艺伎。
有人说老城厢“悦来客栈”前阵子住过一伙行踪诡秘的东北客，带着个生病昏睡的女人，但等他们赶去，人早已离开，去向不明，客栈老板也一问三不知。
还有更惊悚的，说海河下游的芦苇荡里发现过无名女尸，等他们冒着极大风险（那地方常有土匪和水贼出没）赶去，尸体已被水泡得面目全非，衣着也对不上，但郭永华还是不顾恶臭，亲自辨认了许久，直到确认不是婉宁，才瘫坐在泥泞的河滩上，久久无法起身。
每一次希望燃起，都以更快的速度熄灭，留下更深的黑暗和寒意。
郭永华像个不知疲倦、也感觉不到痛苦的机器，驱策着自己和手下的人，在天津这座巨大的、充满迷宫和陷阱的罪恶都市里横冲直撞。
他几乎不眠不休，饿了就胡乱塞几口干粮，渴了就灌几口冷水，困极了就在马车上或某个肮脏的角落打个盹，随即又像被噩梦惊醒般跳起来，继续寻找。
侯小七和那几个雇来的人，都被他这种近乎燃烧生命的状态吓坏了，劝他休息，但他只是用那双布满血丝、越来越空洞的眼睛看着他们，嘶哑地问：“找到人了吗？”得不到回答，便又沉默地投身到下一场徒劳的奔波中。
身体的崩溃是渐进的。
先是咳嗽，在天津潮湿阴冷的夜里变得剧烈，咳出血丝；然后是持续的低烧，让他时常感到头晕目眩，脚步虚浮；胃也开始造反，拒绝接受任何粗糙的食物，稍微吃一点就绞痛、呕吐。
但他依旧强迫自己进食，因为需要力气，需要继续找。
直到一周前，他在追踪一条关于“法租界某法国军官可能秘密购买中国女奴”的模糊线索时（这条线索后来被证实是有人故意放出的假消息，目的是骗取赏金），在雨夜的街头追错了方向，摔进一条污水横流的阴沟，磕破了额头，扭伤了脚踝。
被侯小七和周掌柜的人抬回“隆昌行”时，他已高烧昏迷。
昏睡了两天两夜，噩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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