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九年，春，清明前后。

当郭永华在北平的密室中运筹帷幄，陈石头带着吴启明、周明轩、张栓子等人，如同几支精干的突击队，悄然扑向了天津、唐山、青岛乃至上海那些在“大萧条”寒潮中瑟瑟发抖、甚至已经僵死的工业角落。

他们的行动迅捷、低调，却目标明确。

凭借着“永华昌”的商誉（在北方商界已小有名气）和郭永华授意的、毫不吝啬的银元开道，陈石头很快在各地找到了可靠的本地“中人”——多是些熟悉工厂内情、在行业底层摸爬滚打多年、人脉活络又急需钱用的老掮客或落魄小业主。

通过这些人，一幅幅中国早期民族工业在危机中悲惨凋零的图景，清晰而残酷地呈现在他们面前。

在天津海河下游的“小王庄”工业区，一家原本生产纺织机配件和小型车床的“义兴铁工厂”，老板因负债累累，在年前的一个雪夜悬梁自尽，工厂被银行查封，设备即将被拆解当废铁拍卖。

陈石头和吴启明在“中人”带领下，穿过积满灰尘、蛛网密布的车间，看到的是几台保养尚可的英国“登禄普”牌老式皮带车床、两台德国“西门子”旧式钻床，还有一座已经熄火、但炉体完好的小型化铁炉。

机器上还残留着来不及擦拭的机油，仿佛主人昨日才刚刚离开。

吴启明仔细检查了导轨、齿轮和主轴，又试着摇动了手柄，冲陈石头点了点头。

陈石头二话不说，找到银行派来的看守和当地管事的“脚行”（搬运组织）头目，一番讨价还价外加“茶水钱”，以不到市价三成的价钱，将这些机器连同厂房里所有能用的工具、夹具、甚至一库房的生铁和钢材边角料，打包买下。

当天就雇了“脚行”的工人，在银行和当地“混混”惊愕的目光中，开始拆卸、装车，通过内河小船，运往提前租好的天津码头仓库。

在唐山开平煤矿附近，一家为煤矿维修机械的小型“建华机器厂”，因煤矿裁员、生意锐减而濒临倒闭。

厂里有一个五十多岁、沉默寡言、但手艺极精的八级钳工老师傅，姓韩，带着两个徒弟苦苦支撑。

陈石头看中了厂里那台能够加工较大工件的龙门刨床和几台精密度不错的磨床，更看中了韩师傅和他徒弟的手艺。

他没有直接谈买机器，而是先请韩师傅和徒弟吃了顿饭，聊了聊“永华昌”在四川的作坊，聊了聊东家对技术的看重，聊了聊泸州相对安稳的环境和愿意给出的、比唐山高出近一倍的工钱。

韩师傅抽着旱烟，沉默了许久，看着眼前这个说话实在、眼神清亮的北方汉子（陈石头），又看了看自己那两个面带菜色、眼中却重新燃起希望的徒弟，最终磕了磕烟袋锅，嘶哑地说：“机器，你们拉走。

俺和这两个小子……跟机器走。

只要东家说话算数，给俺们一个能踏实干活、养家糊口的地儿就成。”

在青岛四方机车厂附近，一家由几个留日归国学生集资创办、试图生产小型柴油机和农用泵的“振华机械社”，因资金链断裂、技术瓶颈和洋货挤压，已然破产清算。

机器被债主瓜分，但厂里的技术资料、图纸、以及几位心灰意冷、空有抱负却无处施展的年轻工程师（都是日本或国内专科学校毕业），却无人问津。

周明轩通过他在青岛教会学校的关系，找到了其中一位姓沈、名子瑜的工程师。

沈子瑜不过三十出头，戴着厚厚的眼镜，衣衫略显寒酸，但谈起内燃机原理、金属热处理、公差配合，眼中立刻放出光来。

他带着周明轩看了他们那间杂乱却充满草图、计算稿和失败样品的“实验室”，苦涩地说：“……我们想的太简单了，材料不过关，加工精度不够，成本下不来……可路子是对的！

如果能再有点钱，再有点时间，把那些问题一个个啃下来……”

周明轩没有承诺什么，只是将“永华昌”的情况，以及郭永华“搜集技术、保存火种”的想法，如实相告，并留下了北平的地址和一笔不算多、但足以解其燃眉之急的“资料整理费”，请他将其在“振华”期间的所有技术笔记、图纸、实验数据整理出来，并询问他是否认识其他有类似处境、有真才实学的同行。

沈子瑜握着那叠银元，看着周明轩离去的背影，在原地站了许久，镜片后的眼睛，渐渐湿润。

在上海杨树浦工业区，情况更为复杂。

这里倒闭的小厂更多，洋行、买办、青帮势力交织，水极深。

张栓子凭着早年跑船练就的机灵和一口勉强能混的上海话，在本地“白相人”（混混）的带领下，专挑那些外国洋行看不上、本地大亨懒得插手、但设备尚可的小型五金加工厂、电镀厂、甚至是一个法国人遗弃的小型日用化工作坊下手。

他谨记陈石头的交代，不张扬，不立旗，看准目标，快速交易，钱货两清后立刻通过熟识的船家，将设备拆卸打包，装上开往汉口的江轮，绝不拖泥带水。

即便如此，也难免被地头蛇盯上，敲诈了几笔“保护费”，但张栓子都忍了，只要机器能安全运走。

与此同时，在北平，秦慕舟和方维钧通过学界、报界的朋友，也陆续整理出了一份名单。

上面有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却因不愿同流合污而被排挤出兵工厂，在中学教物理的机械博士；有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冶金、回国后苦于无实验条件而混迹于古董行的落魄专家；有在德国克虏伯工厂实习过、精通机械制图和标准化，却只能在铁路局做文牍工作的工程师……

这些人，有的心高气傲，有的消沉颓唐，但共同点是都身怀在那个时代堪称宝贵的现代工程学识，却报国无门，生计困顿。

郭永华没有贸然接触所有人。

他让秦慕舟和方维钧以“民间学术基金会”或“西南实业考察团”的名义，先与名单上的人进行初步接触，寄送一些“永华昌”出版的、非机密的技术资料汇编（由吴启明等人根据收购的资料初步整理）和内部刊物（主要介绍泸州风物和“永华昌”实业理念），观察其反应。

对于其中表现出兴趣、且经过侧面了解人品尚可的，再由郭永华亲自写信，以“后学”或“实业同道”的身份，进行更深入的交流，探讨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或行业见解，并不急于抛出橄榄枝。

他在筛选，在观察，也在建立一种基于共同专业兴趣和模糊实业理想的、初步的信任与联系。

这是一场无声的、跨越大半个中国的“搬运”与“连接”。

搬运的是冰冷的钢铁机器，连接的是失意的人才和飘零的技术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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