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

看报。

聊天。

抽烟。

等下班。

不是他们不想干活，是活就那么点，人太多了。

一个人能干的活，分给三个人。

三个人干完活，剩下的时间就只能喝茶。”

他翻到第二页。

“这叫人力资源浪费。

但这个浪费，账算在谁头上？

算在那些在棚户区里蹲着等天黑的人头上。

算在那些在厂门口排队排到天黑的老兵头上。

算在那些在田埂上攥着干土不敢松手的农民头上。

他们交的税，养了六百万公务员。

六百万公务员里，有多少人在真正为他们做事？

有多少人坐在办公室里，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合上报告，双手按在桌上。

“所以今天要做的，不是讨论要不要裁。

是怎么裁。

裁谁？

裁那些可裁的。

合并那些重复的。

撤销那些该撤的。

这不是权宜之计。

是结构性改革。

是让政府从‘管得多’变成‘管得好’。”

人事部长举手。

他叫何秉章，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在人事系统干了大半辈子。

他站起来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件事有多棘手。

“主理任席，裁员的目标是多少？

裁到多少才算合理？”

“中央一级，从三十七万四千人裁到二十五万以下。

全国各级，从六百万裁到四百万以内。

裁掉三分之一。”

台下有人倒吸了一口气。

三分之一。

不是三十分之一，是三分之一。

两百万公务员。

两万人，不是两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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