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死了。

尊严是活人的事。”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你也是活人。”我没有回答。

后来他每天在我桌上放一小束雏菊。

不是插在花瓶里，是用一张很小的白纸包着，放在文件夹旁边。

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谢谢。

他从来没有问过我喜不喜欢。

他只是放。

放了两年。

七百多天。

七百多束雏菊。

我把它们夹在那些再也破不了的案子里，夹在那些再也抓不到的凶手的档案里，夹在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受害者的照片没有问过。

那天晚上下雨。

很大的雨。

他从实验室出来，给我打电话。

“路西恩，我下班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快了。

你先走。”他说：“好。

路上小心。”我说：“嗯。”我挂了电话。

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路上小心。

我到医院的时候，雨已经小了。

走廊很长，灯是白的，地砖是灰的。

他的血从急救室门口一直滴到走廊尽头，一滴一滴的，像一条红线。

护士拦住我。

我推开她。

急救室的门开着，灯还亮着，床上没有人。

他们把他推到隔壁了。

我在隔壁找到他。

他躺在床上，脸很白，嘴唇没有颜色，眼睛闭着。

睫毛很长，垂着，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他的嘴角翘着，很轻，像在笑。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脸，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那双再也不会睁开的眼睛。

我伸出手，碰了碰他的脸。

凉的。

我把手收回来，放在膝盖上。

护士进来了，说：“先生，你是家属吗？”我说：“是。”她说：“请节哀。”我说：“嗯。”

我没有哭。

我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脸，看了很久。

久到护士又来催了，久到走廊里的灯灭了一半，久到雨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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