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着图纸上的几个关键部件：“比如发动机缸体、变速箱齿轮、底盘大梁。

我们可以先从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部件开始仿制，采用一些土办法。

没有大型锻压机，我们可以用小锻锤分段锻造，再焊接；没有高精度磨床，我们可以老师傅手工研磨，配合简易夹具；材料不达标，我们可以调整热处理工艺，或者寻找替代材料。

也许我们最初仿制出来的车子，性能不如原装，故障率高，但这是我们自己的！

是我们可以掌握、可以改进的起点！”

伊万诺夫皱起眉头，摇了摇头：“郭同志，我欣赏您的热情。

但科学和技术是严谨的。

您说的这些‘土办法’，或许能造出能跑的车，但可靠性、耐久性无法保证，在前线复杂恶劣的环境下，很可能成为一堆废铁，甚至危及战士的生命。

我认为，现阶段，务实的态度是接受现实，利用好我们提供的援助。”

“务实不等于放弃努力，更不等于永远仰人鼻息。”

郭永华的语气加重了一些，

“伊万诺夫同志，战争不知道会打多久，但国家建设是长久之计。

我们不能只考虑眼前，不考虑未来。

今天我们能组装汽车，明天我们就要能自己制造汽车！

今天我们能仿制机枪，明天我们就要能设计更先进的武器！

这需要过程，需要投入，甚至会走弯路，但这条路必须走！

打铁，还需自身硬！”

最后这句话，郭永华是用中文说的，铿锵有力。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几位中方老工程师暗暗点头，眼中流露出赞同和振奋的神色。

伊万诺夫盯着郭永华看了几秒钟，似乎在重新评估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但言辞锋利的中国同行。

他耸了耸肩，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但依然带着保留：“我理解您的想法，郭同志。

但作为专家，我必须对我的建议负责。

如果你们坚持要尝试仿制，我们可以提供部分技术指导，但由此产生的一切问题，包括延期、质量不合格、甚至安全事故，我方不承担主要责任。

而且，这不能影响当前利用我方散件进行组装的进度和产量，这是合同规定的，也是前线最急需的。”

“这是自然。” 郭永华点点头，“我们会成立专门的仿制攻关小组，在确保完成组装任务的前提下，进行技术研究和试制。

感谢您和苏联同志们的帮助。”

会议不欢而散，但也算达成了某种妥协：组装线全力开动，满足急需；同时，中方在苏联专家有限的“指导”下，开始艰难而执着的仿制摸索。

离开会议室，走在寒气凛冽的厂区，陪同郭永华的一位老工程师，也是汽车厂的副总工，叹了口气：“郭工，您今天这番话，可是把老毛子给得罪了。

他们那脾气……以后给咱们使点绊子，技术资料扣着不给，就够咱们喝一壶的。”

郭永华望着远处高耸的烟囱和忙碌的厂房，缓缓说道：“王总，不得罪，他们就会把核心技术教给我们吗？

不会。

他们给我们的，本来就是二流、甚至三流的技术，还要我们用真金白银和农产品去换。

合作是必要的，学习也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清醒，不能产生依赖，更不能丧失自主研发的勇气和决心。

这条路再难，也得走。

今天不走，明天就更被动。”

他想起了后世那句着名的话：“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

在这个时代，这句话的分量，格外沉重。

苏联的援助，如同一剂强心针，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但其背后的代价和潜在的束缚，郭永华心知肚明。

他必须利用这有限的援助窗口期，尽可能多地吸收、消化，并鼓励、带领国内的技术人员，走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虽然艰难但独立自主的工业之路。

回到“红房”，已是深夜。

办公室里，刘秘书还在灯下整理着厚厚的生产报表和物资调拨单。

昏黄的灯光映着他年轻但沉稳的脸庞，眼中有血丝，但目光专注。

看到郭永华回来，他立刻站起身：“郭工，您回来了。

沈工那边下午传来消息，‘五〇式’的月产量这个月有望突破八百支，但热处理工序的合格率还是不稳定，废品率有点高。

苏工那边，‘火流星’火箭弹的发动机燃烧室铸造有砂眼问题，正在组织攻关。

还有，从南方调拨的鸭绒，有一批在路上被敌机炸了，损失不小，被服厂那边原料有点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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