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赞许地点点头，

“明面上的戏要做足，该见的官员要见，该签的合同要签，该上的报纸要上。

让那些盯着你的人，把注意力都放在你的‘生意’上。

暗地里，该准备的要加速准备，该走的人要尽快、悄无声息地送走。

你大哥一家，我会安排最稳妥的路线和接应，你放心。”

“有劳老先生费心。” 郭永华真心实意地感谢。

“至于你和钱瀚辰的具体路线，” 司徒美堂沉吟道，

“容我再仔细筹划一下，也要等欧洲那边的关系回话。

这不是小事，急不得，但也拖不得。

你先回去，把眼前的风波应付过去。

记住，无论对方怎么试探，怎么施压，稳住了，你就赢了一半。”

茶水渐凉，庭院里的光线也昏暗下来。

司徒美堂唤人掌灯，又和郭永华细细商量了一些联络的细节、应急的方案，直到夜色完全笼罩了小小的院落。

离开广仁堂时，郭永华感觉心中的那块大石，虽然并未移开，但仿佛被注入了一股沉稳坚韧的力量。

司徒老先生的承诺，像一颗“定心丸”，让他知道，在最艰难的路上，他不是孤身一人。

海外华人这片看似散沙的群体中，依然有着不计得失、愿意为民族大义倾力相助的脊梁。

他重新戴上帽子，压低帽檐，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唐人街夜晚熙攘的人流之中。

不远处，似乎又有可疑的身影在晃动，但他已不再在意。

他知道，从此刻起，他必须生活在聚光灯和显微镜下，扮演好那个野心勃勃、热爱故国、一心想在战后远东市场大展拳脚的爱国商人。

而真正的归途，将在无人知晓的暗处，悄然铺就。

接下来的几天，郭永华的生活仿佛被按下了快进键，同时又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轨道。

明面上，他更高调地活跃于各种商业和社交场合。

他频繁接受财经媒体采访，大谈AmSL的“远东战略”和对战后中国工业重建的“信心与承诺”；他与国民政府驻美机构的人员往来更密，商讨投资细节，甚至初步拟定了几份“合作意向书”；他出席了约翰逊参议员举办的一场晚宴，在与几位海军部官员的交谈中，“无意间”透露了AmSL有意向国民政府海军出售一批“非战斗用途”的舰船特种防腐涂料技术，以此试探美方态度，同时也为自己频繁与中方接触增加了一层“商业合作”的合理外衣。

他甚至“心血来潮”，决定在圣诞节前，带着妻儿去佛罗里达度假，并“顺便”考察一下那里的新兴市场——这一切，都符合一个成功企业家、一个关心家庭的丈夫和父亲的正常行为模式。

而暗地里，“丰收计划”的齿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转动。

在周明轩的遥控指挥和陈石头的具体运作下，第二批、第三批名单上的学者和工程师，以更分散、更隐蔽的方式，陆续登上了驶向东方的邮轮或货船。

他们的离境理由五花八门：有“受邀赴香港大学进行短期讲学”的教授，有“被东南亚富商高薪聘请为家庭教师（实为子女教授数理）”的学者，有“前往南洋探亲并顺便考察橡胶园投资机会”的工程师，甚至还有“因健康原因需赴气候温暖的南方疗养”的退休研究员……洪门的关系网被充分调动起来，为他们提供着从虚假身份、旅行文件到沿途接应的全套服务。

这些船只，有的从纽约出发，有的从旧金山启航，有的甚至取道加拿大，最终都朝着同一个方向——香港，汇聚。

汉斯·伯格的行期也被最终敲定。

他以“应AmSL香港研发中心特别邀请，前往担任首席科学顾问，主持新型民用高分子材料研发项目”为由，正式向公司提出了长期外派申请。

AmSL人事部门“按照程序”批准，并“积极协助”办理相关手续。

他的离境理由充分，文件齐全，加上他德裔科学家的身份，移民局在略作盘问后，也只得放行。

离开前夜，郭永华在自家书房，与汉斯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

两人没有说太多告别的话，只是就一些未来可能的技术合作方向（当然是公开的、民用的）交换了意见。

汉斯将自己公寓的钥匙和几盆精心养护的植物托付给郭永华，仿佛只是进行一次寻常的长期出差。

但当他紧紧握住郭永华的手，用生硬的中文说出“保重，朋友，我们……那边见”时，郭永华知道，这个固执的德国老头，已经将他的命运，与那片遥远的土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45年12月5日 清晨 波士顿港 某处僻静的货运码头

晨雾笼罩着海港，空气潮湿而寒冷，带着咸腥的气息。

巨大的起重机如同沉默的钢铁巨兽，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远处，客轮和货轮的汽笛声此起彼伏，码头上工人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开始新一天的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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