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华一直走到电梯口，按下按钮，直到走进空无一人的电梯轿厢，金属门缓缓合拢，将镜子中那个西装笔挺、表情僵硬的年轻身影关在里面，他才允许自己肩膀微微垮塌下来，长长地、无声地吐出一口浊气。

挫败感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上来。

这已经是过去三周里的第六次了。

通过mIt教授、校友、甚至犹太裔经纪人等各种渠道接触到的潜在投资者，有银行家，有小工厂主，有继承家产的富家子弟……结果大同小异。

礼貌的倾听，程式化的赞扬，然后是尖锐乃至苛刻的质疑，最后是各种形式的拒绝。

有的直接，有的委婉，有的甚至带着掩饰不住的轻蔑。

理由也五花八门：团队太年轻，没有行业经验；技术风险太高；市场太小；竞争太激烈；或者，最根本的——“你们是中国人”。

是的，“中国人”。

这三个字，在1936年的波士顿，在某些圈子里，似乎天然就与“不可靠”、“不熟悉本地商业规则”、“缺乏长期承诺”、“可能带着技术回国”等标签联系在一起。

尽管他和钱瀚辰、周明轩精心准备，尽管那份计划书在逻辑和数据上几乎无可挑剔，尽管他努力让自己的谈吐、着装、举止都符合“标准”，但这层无形的壁垒，依然难以逾越。

电梯缓缓下降，失重感传来。

郭永华看着镜中自己略显苍白的脸，和那双因为连续熬夜、四处奔波而布满血丝但依然倔强明亮的眼睛。

他想起了钱瀚辰在最近一封信里的热切期盼，想起了周明轩在纽约有条不紊的资本运作，想起了陆文渊在伯克利实验室里不眠不休的坚持，想起了自己那个宏大而艰难的“苹果树”梦想。

“不能放弃。”

他对自己说，声音在狭窄的电梯厢里几乎听不见，但带着一股狠劲。

“这才刚刚开始。

波士顿不行，就去纽约试试。

纽约不行，还有旧金山。

华人圈子里不行，就扩大范围。

总有愿意冒险、愿意看长远、或者……不那么在意出身的人。”

电梯“叮”一声到达一楼。

门打开，大厅里人来人往，衣着光鲜的男女，忙碌的职员，一片繁忙景象。

郭永华深吸一口气，挺直背脊，整理了一下领带，迈步走了出去。

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他眯了眯眼，将那份被惠特曼先生判定为“仅仅是计划书”的文件紧紧夹在腋下，大步走向街边，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去剑桥，麻省理工。” 他对司机说，声音已经恢复了平静。

车厢微微颠簸，窗外的波士顿街景向后掠去。

郭永华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让疲惫感暂时席卷全身。

但大脑却没有休息，反而更加飞速地运转起来。

惠特曼的话虽然刺耳，但有些点确实值得反思。

团队背景的短板如何弥补？

如何更有效地展示“执行力”而不仅仅是“想法”？

市场切入点是否还能进一步优化？

如何降低投资者对“中国人团队”的疑虑？

或许，应该更加强调AmSL在美国本土的长期发展愿景，淡化未来与中国可能的联系？

或者，在寻找投资人时，更侧重于那些本身具有移民背景、或对国际事务、新技术有更开放心态的人？

一个个问题在脑海中碰撞、交织。

挫败感并未消失，但已经转化成一种更加冷静、更加务实的思考动力。

他知道，寻找“天使”的过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

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尤其是以他们的身份。

这不仅是筹集资金，更是一场艰难的信任建立，一次对自身定位和策略的不断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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