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二十二年四月廿三，东南季风裹着咸湿水汽掠过宁波港的旗杆，将“督造铁路总局”的杏黄旗吹得猎猎作响。

朱瞻均站在镇海码头望台上，目送最后一批满剌加贡使的船只隐入海天之际。

端穆临行前将一枚镶着猫眼石的象牙符牌塞进他手中，说马六甲港务司的税册已经造好，只等大明派员去核验。

他摩挲着符牌上细腻的纹路，转头对身旁的沈墨言道：“这满剌加王倒是识时务，六成关税说让就让。

怕不是被佛郎机人的炮船吓破了胆，急着找棵大树靠着。”

沈墨言一身靛蓝直裰，腰间挂着那把从不离身的铜制卡尺，闻言微微一笑：“殿下在槟榔屿一战打沉了佛郎机三桅战船，又逼降石堡守敌，南洋诸国看得分明。

这海上，从此不是佛郎机人说了算。”

朱瞻均没有接话，目光越过港口林立的桅樯，落向远处那艘正在坞中检修的“飞蛟”号铁壳船。

船身上铆钉痕迹崭新，即便是经历了马六甲往返两千余里的航程，铁壳依旧光整如新。

他想起了什么，忽地目光一动：“沈师傅，这‘飞蛟’号从松江开到马六甲，一路上用的煤，是沿途哪个站的？”

沈墨言微微一怔，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近海走的是松江、宁波两地煤栈的存煤，过琼州后补给的是广州府官煤局。

全程合计烧了四百余石煤，若折算成漕运粮船的运力，差不多是……”他略一换算，“三艘千料大船的载量。”

“嗯。”朱瞻均点了点头，声音沉了下来，“也就是说，如今造一艘铁船，光是开一趟南洋，烧的煤就顶上三艘漕船一年的运量。

煤从何处来？

运煤的路修不修得通？

煤价涨了，船运费就得跟着涨，运费的涨落，又牵动京师米价、苏杭纱价、军中粮秣……这些环环相扣的事，比船壳上的铆钉更费心思。”

沈墨言沉默片刻，弯腰从怀中掏出一册薄薄的蓝布封面的手札，翻开几页后递过去：“属下这几个月在宁波走访了港务司的账房，殿下看看这个。”

朱瞻均接过来，入目是工整的小楷，写着“宁波港四分、松江港三分、广州港二分、其余一分”的纲目，下头密密匝匝列了数十行备注。

他翻了几页，眉头渐紧——宁波港今年进出的商船数目较去年翻了一倍有余，但所载货物中以生丝、棉布、铁器、药材为大宗，运回来的却多是南洋香料、染料、粮食，几乎没有机器零件或煤炭。

“这说明了什么？”朱瞻均合上手札，目光微深，“说明海上贸易的门开了，但流出去的是成品，流回来的是原料。

若不想办法把江南的煤铁产能提高，大明的海贸盘子做得越大，反而越要依赖外洋的粮米香料——那是虚胖，不是壮实。”

沈墨言正要答话，望台下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名穿着锦衣卫飞鱼服的校尉快步登上望台，单膝跪地：“殿下，京师八百里加急！

宫里来的旨意，明日午前请殿下动身返京。”

朱瞻均眸色一凝：“出了什么事？”

校尉压低声音：“工部左侍郎宋礼上了道折子，参殿下在宁波设海外商行会，允商船配火器自卫，是‘纵商贾以武犯禁，开海疆以资盗寇’。

另有御史刘观劾殿下‘铁船逾制，劳民伤财，请旨停造’。

折子都被皇上压下了，但上朝时宋礼当庭与夏原吉吵了起来，摔了笏板。

皇上虽没说什么，散朝后却传了口谕给司礼监，说让殿下回去一趟。”

朱瞻均听完沉默了片刻，嘴角微微一扯：“宋礼这是憋了多少火，总算寻着由头发了。

上回江南铁路动工，他便说铁轨绕过良田是‘暴殄天物’；后来西延铁路修黄河桥，他又说‘以铁索悬桥，古未有之’。

这回好了，蒸汽船、火器、海贸，桩桩件件全撞他手里。”

沈墨言在一旁低声说：“宋尚书为人方正，但行事以祖制为本。

殿下这几个月在南洋跑了一趟，他在京师只怕已经被那些罢运的漕帮和守旧清流说动了心。”

“漕帮？”朱瞻均目光一闪。

“是。

据锦衣卫线报，宁波、松江两地的几家大船帮从去年开始便陆续有人南下去广州、泉州，与那边的海商世家走动。”沈墨言说着，从袖中又掏出一封火漆密信，“这是纪纲指挥使昨日送到宁波的，属下还没来得及拆开细看。”

朱瞻均拆开密信，一眼便认出了纪纲特有的工整章法——通篇奏报简洁如公文，但每一行字都透着弦外之音：漕帮总舵主彭义山的大儿子彭海，三个月前娶了泉州海商陈家的小女儿，陈家是走吕宋、渤泥的老路子，手上有八条大船，往年販的是瓷器和粗布，专跟佛郎机人做转手生意。

自从宁波开了海引，陈家的利润十年间头一回被官船抢走三成，陈家老爷陈懋中已不止一次在酒桌上咒骂“皇太孙断人财路，迟早遭报应”。

朱瞻均看完信，将它折好收入怀中，目光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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