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深秋,京城南门外一家简陋的村酒肆里,窗纸被秋风刮得簌簌作响,屋角泥炉上温着一壶粗酿,桌上摆着三碟小菜 , 一碟盐水花生,一碟卤豆干,一份咸菜滚豆腐还有一盘切得薄透的酱肉。
姜埰、杨廷枢、黄淳耀、方以智四人围桌而坐,都换了洗得干净的青布长衫,颈间还有些木枷痕迹,面色还带着几分诏狱里熬出来的清减。
明日一早,四人便要分道扬镳,各自往莱阳、章丘、新郑、常熟赴任。
“还记得上个月在诏狱里,都以为这颗脑袋保不住了。” 方以智端起酒碗,先抿了一口,年轻的眉眼间锐气未减,反倒多了几分沉定,“没想到陛下非但没杀我们,还给了知县实缺。
这际遇,说出去都没人信。”
姜埰指尖摩挲着碗沿,沉声道:“陛下是明君,只是我们从前站得太低,只看得见州县的弊病,看不见朝堂的难处。
那番江山之论,我这些日子翻来覆去地想,越想越觉得自己从前太莽撞。”
“莽撞归莽撞,事还是要做的。” 杨廷枢放下筷子,语气素来稳重,“陛下把四个最难啃的县交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去享福,是让我们去磨。
磨掉身上的书生气,磨出办实事的本事。
三年为期,干得好是恩赏,干不好是罪名,半点含糊不得。”
黄淳耀点了点头,轻声道:“我去新郑,刑名积案堆积,豪强胥吏勾连在一起,难是真难。
但既然接了旨意,就得对得起陛下的信任,对得起一方百姓。
读了半辈子圣贤书,总不能到了地方,反倒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官。”
“说得好!” 方以智把酒碗往桌上一顿,眼里亮得惊人,“我去常熟,漕运、海贸、士绅搅成一团麻,正好施展拳脚。
咱们四个今日就在这酒肆里约下:三年之内,各安一方,清积弊、安百姓、整吏治。
三年后回京,谁治的县赋税最足、百姓最安,谁就做东,再痛饮一场!”
“好!”
四人齐齐端起酒碗,粗瓷碗相撞,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烈酒入喉,烧得胸口发烫,驱散了深秋的凉意,也驱散了连日羁押的沉郁。
没有多余的煽情,也没有临行的悲戚,几个年轻士子的抱负与担当,都融在了这一碗薄酒里。
次日清晨,南门外长亭。
四人各自背着简单的行囊,仆从牵着马在旁等候。
晨雾未散,官道上霜色正浓。
“诸位珍重。” 杨廷枢拱手一礼,“到了任上,多写信互通消息。
地方上有难处,彼此也能照应几分。”
“珍重!”
四人相互躬身作别,转身翻身上马,朝着四个不同的方向而去。
马蹄踏碎晨霜,扬起一路轻尘,四个青衫身影渐渐消失在官道尽头。
一场由奏疏掀起的风波至此落幕,而属于他们的治世之路,才刚刚启程。
转眼便是崇祯二年腊月,年关将近,北方天寒地冻,天津大沽口却比往年热闹了数倍。
凛冽的海风卷着咸湿气息,吹得码头上的旌旗猎猎作响。
港湾里桅杆林立,南来北往的商船挨挨挤挤,南洋的香料、江南的丝绸、西洋的琉璃、北方的杂粮在码头上来回转运,挑夫的号子、账房的吆喝、牙行的议价声混在一起,透着实打实的烟火气与兴旺劲儿。
海口处,北洋水师的大福船分两班巡弋,船舷上炮衣半揭,稳稳镇着海面秩序。
市舶司衙署的签押房里,炭火盆烧得正旺,算盘珠子噼啪响了数日。
提举陈懋坐在案后,指尖按着刚誊清的全年总账册,督饷馆主事刘存义站在一旁,脸上掩不住的喜色。
这是天津开港后的第一份全年账册,从正月二十正式开港算到腊月二十,十一个月,账目核了一遍又一遍。
“陈大人,总账出来了。” 刘存义指着账册上的数字,声音都透着亮堂,“全年累计进港外邦商船九十三艘:葡萄牙二十七艘,西班牙十九艘,暹罗、占城等南洋诸国三十四艘,日本商舶十三艘,全按抽分制完税,普通货物十取其二,珍货香料十取其一,无一船漏抽。
本土申领船引出海的商船七十六艘,引税、水饷、陆饷全数缴清,船引核销无一差错。”
陈懋捋着胡须,目光落在最末的合计数上,缓缓点头:“统共多少?”
“全年税银合计十八万七千四百二十余两。” 刘存义语气难掩兴奋,“按陛下钦定,七成解户部,计一十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余两;三成留存天津地方,计五万六千二百三十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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