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赌你。”
陆时安说这句话的时候,车还停在省人民门口,空调呼呼地吹,她的手还攥在方向盘上。
“那是赌什么?”
“赌我自己。”他说,“他说的三条,第一条第三条,说的是我。
他说我每一回都在赌,说我还没有自己的路。
我说给我三年,是要他看看,我是不是在赌,我有没有路。”
“第二条呢?”
“第二条,我跟他说,您得问她。”
“他问了。”她说,“我也答了。”
“我知道。
他告诉我了。”
她看着他,看了很久,眼睛还是红的。
“你想去哪儿,跟谁过,”陆时安说,“从来不归这个约管。
三年以后,我要是没做到,我自己走。
可是你要不要我走,是你的事。”
她没说话,松开手刹,开车。
一路上,她一句话都没说。
车从城西开到城东,过了江,开了二十分钟。
他看着窗外,不知道她要开去哪儿。
等车停下来,他才发现,停在了老鲁那栋楼底下。
六层的老楼,外墙的瓷砖掉了好几块,一楼是个修自行车的铺子。
他在这儿住了两年多了。
她熄了火,坐在车里,没下车。
“我气的不是你。”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我是气他。”
“气他找我?”
“气他找你之前,不跟我说一声。”她看着挡风玻璃,“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
“什么事?”
“半个月前,我们从鹤岭回来第二天,我爸给省人民超声科的主任打了个电话。”她说,“说要借调我回去三个月,支援他们的创伤超声项目。
超声科主任昨天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报到。”
陆时安愣住了。
“没问我。”她说,“一个字都没问我。
我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
她把车钥匙拔下来,攥在手里,攥得钥匙齿硌进了掌心。
“二十八年了。”她说,“我读什么学校,考什么专业,去哪家医院,跟谁吃饭——他都觉得他应该先知道,应该先定。
我从北华回来,他把我安排进省人民,我去了。
前年我从省人民出来,到市中心,他一个月没跟我说话。”
“现在,借调。”她转过头看着他,“他要是借调成了,三个月以后,还会有下一个三个月。”
陆时安没吭声。
他知道这不是一个需要他回答的问题。
她看着那栋楼,看了一会儿,推开车门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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