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战乱阻隔，音讯全无，她甚至连郭永华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如何能贸然回去？

后来加入了组织，身份特殊，更不可能在国统区的泸州露面，那只会给郭家带来灭顶之灾。

再后来，时间久了，这个念头也就慢慢深埋心底，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

如今，这个奢望，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猝不及防地摆在了她的面前。

回去？

以什么身份？

一个离家二十年、杳无音信、如今突然带着儿子归来的“儿媳”？

还是一个与丈夫早已“事实分离”、丈夫在海外另有家室的“前妻”？

公婆会怎么看她？

郭家的亲戚邻里会怎么议论？

那些复杂而陌生的目光，她能承受吗？

可若是不回去……她又能去哪里？

继续留在北京，面对永无休止的痛苦回忆和同事们或好奇或同情的目光？

她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逃离眼前这一切。

泸州，此刻，竟成了她唯一可去的、也是必须去的“避风港”。

更重要的是，念安。

那是郭家的长孙，是郭永华的父母，她的公婆，未曾谋面的亲孙子。

她有责任，也有义务，带念安回去，认祖归宗。

这是她作为母亲，无法推卸的责任。

“好，我回去。”

最终，苏婉宁给出了简洁而清晰的回答。

声音依旧沙哑，却带着一种尘埃落定般的平静。

她看着儿子，眼中闪过一丝疲惫，却也有一丝决绝，

“是该回去看看了。

你也该……见见你爷爷奶奶还有外婆了。”

于是，三天后，一辆不起眼的吉普车，载着郭永华、苏婉宁和郭念安，在两名便衣警卫的陪同下，悄然驶离了北京，踏上了南下的归乡之路。

旅程是漫长而沉默的。

大部分时间，火车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奔驰，窗外是尚未完全从冬眠中苏醒的、略显萧瑟的田野和村庄。

车厢里，郭永华和苏婉宁分别坐在靠窗的位置，中间隔着一个座位，仿佛是彼此心照不宣划定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他们很少交谈，即使说话，也仅限于最必要的、关于行程或生活细节的简单沟通，语气客气而疏离，仿佛两个刚刚认识的、不得不同行的陌生人。

郭念安则坐在母亲旁边，试图找些话题，但往往说不上几句，就在父母之间那无形的、冰冷的低气压中，无奈地沉寂下去。

只有到了晚上，在卧铺车厢狭小的空间里，当苏婉宁因为疲惫和连日的精神折磨，靠着车窗沉沉睡去，郭永华才会在昏暗的灯光下，久久地、贪婪地凝视着她即使在睡梦中依旧紧蹙的眉头和苍白的侧脸。

他的心，便会再次被无尽的痛悔和怜惜所淹没。

他想伸出手，为她披上一件衣服，或者只是轻轻抚平她眉间的褶皱，可他不敢。

他怕惊醒她，更怕看到她醒来后，那双冰冷而疏离的眼睛。

苏婉宁其实并未真正沉睡。

她能感觉到那道落在自己脸上的、带着温度的目光。

那目光里有愧疚，有痛苦，有她曾经无比熟悉的深情，如今却只让她感到更深的刺痛和茫然。

她只能紧紧闭着眼睛，装作熟睡，心中却是一片冰封的荒原。

几天后，他们换乘了内河的小火轮，沿着长江溯流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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