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少数部队（多是其嫡系或与之利益绑定的）确实进行了一些战术层面的反击，取得一些有限进展外，大部分战区，反应迟缓，阳奉阴违。

电报里说得天花乱坠，“浴血奋战”、“毙敌无算”、“收复某地”，但细究战报，要么是夸大其词，要么是击溃了小股日军或伪军，收复了几个无关紧要的村庄，对日军主要据点和交通干线，几乎未能形成有效威胁。

更有甚者，几个毗邻的战区之间，为推诿进攻任务、争夺战果、甚至因“防区摩擦”而相互指责的电报，比汇报战果的电报还要多。

校长原以为，在如此“优势在我”的局面下，他一声令下，百万大军必将奋勇争先，一雪前耻。

可现实是，派系林立、各怀鬼胎的军队，就像一辆生了锈的、零件互相卡死的老旧战车，任凭他如何踩油门、挥鞭子，也只是发出刺耳的噪音，艰难地向前挪动一点点，随时可能再次熄火。

“校长息怒。”

一直沉默站在旁边，戴着眼镜、面容清瘦的侍从室主任，小心翼翼地开口，

“各部确有困难。

日军虽抽调部分兵力，但其在华主力尚在，装备精良，工事坚固。

我军各部经年鏖战，损耗巨大，兵员、弹药补充不易。

且各部防区犬牙交错，协同不易，仓促间发动大规模攻势，恐难竟全功，反易为敌所乘。

不如……暂缓全面反击，集中精锐，在几个关键方向，实施重点突击，以图稳妥。”

这番话，看似劝解，实则道出了国军内部难以克服的痼疾：派系倾轧，保存实力，指挥不畅，后勤混乱。

校长何尝不知？

他只是不愿、也不能在此时承认。

国际形势一片大好，延安那边又“咄咄逼人”，他若无所作为，岂不被天下人耻笑？

被盟友看轻？

“稳妥？

再稳妥下去，大好战机就白白溜走了！”

校长余怒未消，但语气已不如刚才激烈，更多的是疲惫和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美国人在太平洋跟鬼子拼命，俄国人在北边跟鬼子拼命，我们在这里坐拥几百万军队，却只能看着鬼子把兵力调来调去，自己无所作为？

国际上怎么看？

国内的百姓怎么看？

延安那边，又会怎么宣传？”

他走到巨大的军事地图前，看着上面犬牙交错的敌我态势，心中一片苦涩。

地图上代表日军的红色箭头依然刺眼，而代表国军的蓝色标识，大多蜷缩在西南一隅，或是在广大的敌后地区零星散布。

他曾梦想着“光复河山，还于旧都”，可现实是，他的命令，出了黄山官邸，威力就要大打折扣。

“告诉陈，薛，还有李、白他们，”

校长转过身，声音低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也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妥协，

“我不管他们用什么办法！

一个月之内，我要看到实实在在的战果！

至少给我拿下两个像样的县城，或者切断一条重要的鬼子交通线！

否则，军法从事！

至于弹药补给……我会再向史迪威争取，向华盛顿说明，我们需要更多的援助，才能发动有效的反攻！”

这等于是在压力之下，降低了预期，从“全线反击”变成了“重点突击”，并将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了美国人更多的援助上。

同时，用“军法”和“援助”这两根胡萝卜加大棒，试图驱使那些骄兵悍将动起来。

将领们暗暗松了口气，连忙立正称是，各种保证和表态不绝于耳。

至于这些保证有多少能落到实处，只有天知道了。

校长挥挥手，疲惫地让他们退下。

空旷的客厅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和满地狼藉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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