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波士顿，暑气初显，查尔斯河畔的垂柳绿意正浓，为这座古老的学院城增添了几分慵懒的生机。

然而，在AmSL新材料研发中心那间属于郭永华的顶层办公室里，空气却仿佛凝滞在另一个维度，与窗外的夏日景致格格不入。

宽大的办公桌上，左右泾渭分明地摊开着两类文件。

左边，是厚厚一叠来自纽约周明轩的加密财务简报、市场分析报告和操作指令确认书，上面满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图表和只有核心人员能懂的代号。

右边，则是一些字迹略显潦草、纸质粗糙、甚至带着旅途辗转痕迹的中文信件和电报译稿，内容关乎遥远的中国西北，那片被黄土和信念覆盖的高原。

郭永华坐在桌前，却没有看任何一边的文件。

他手里捏着一支已经熄灭许久的香烟，目光透过袅袅散尽的最后一丝青烟，落在对面墙壁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

他的视线，从标注着“诺门坎”的亚洲东北角，缓缓移到代表纽约的北美东海岸，最后，久久地停留在那个被特意用红色圆圈标注的、位于中国西北内陆的坐标上。

诺门坎的风暴，在金融市场上的肆虐已近尾声。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随着日军惨败的消息被不断证实和细节披露（苏军公布的战果令人咋舌：日军伤亡数万，损失大量技术装备，尤其是关东军精锐航空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国际社会对日本军事实力的评估急转直下，连带对其战争经济的前景也充满了悲观。

东京股市相关板块一泻千里，欧美市场上但凡与日本沾边的证券也都遭到抛售。

恐慌、踩踏、流动性枯竭……所有做空者梦寐以求的场面，——上演。

周明轩和他的团队，如同潜伏在暴风雨中的海燕，冷静甚至冷酷地执行着郭永华的计划。

在股价暴跌最凶猛、市场恐慌达到极致的几天里，他们不仅稳住了巨大的空头头寸，任凭利润如滚雪球般疯狂膨胀，更在股价跌至谷底、技术性反弹初现端倪时，悄然启动了计划的第三步——动用做空获取的巨额利润的一部分，反向买入那些跌得面目全非、但核心资产和长期价值并未完全毁灭的日本企业股票。

当然，买入的规模、节奏和隐蔽性，比之前的抛售和做空更加精妙。

这是一场完美的、教科书级的“多空双杀”。

先高位抛售获利，再高杠杆做空暴跌中牟取暴利，最后在绝望的谷底悄然抄底，等待市场情绪平复、价值回归带来的反弹收益。

整个操作环环相扣，对时机的把握、对市场心理的揣摩、对风险的控制，都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而当七月初，诺门坎战事以日苏签订停战协定、日军实质上承认失败而告终，市场恐慌逐渐平息，股价开始弱势反弹时，“太平洋资本”已经完成了第二轮仓位的建立。

截至昨日收盘，周明轩发来的最终核算简报显示，整个“收割”计划，扣除所有成本、税费和预留的风险准备金后，为“太平洋彼岸资本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实体，带来了净收益超过——八百七十万美元。

加上之前清仓股票回笼的五百二十万本金，可动用的资金池，已经膨胀到一个足以让任何中小型投资机构瞠目结舌的数字。

八百七十万。

美元。

一九三九年。

郭永华缓缓吐出一口并不存在的烟雾，将这个数字在心底又重复了一遍。

没有狂喜，没有激动，只有一种沉甸甸的、几乎要将他压垮的复杂情绪。

这笔钱，是建立在对日本战争机器未来失败的“先知”上，是通过做空那些吸吮着中国鲜血成长的日本企业获得的。

它的每一分，都浸透着诺门坎草原上日苏士兵的鲜血，更浸透着一路以来，在南京、在上海、在华北、在华中无数中国军民流淌的、无法计量的鲜血。

这是真正的、带着同胞鲜血和民族深重苦难的利润。

“带血的钱……”郭永华低声自语，声音沙哑。

他感到胃部一阵抽搐，某种强烈的恶心感和负罪感涌上喉头。

利用穿越者的优势，在金融市场收割，听起来很“爽”，很“高明”。

但只有亲身站在这个历史的节点，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血腥气，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残酷与沉重。

这不是游戏，不是数字，这是无数破碎的家庭、消逝的生命、被践踏的尊严，在另一个战场上扭曲成的资本形态。

他闭上眼睛，脑海中闪过那些来自国内、语焉不详但字字泣血的战报摘要，闪过陈石头穿越烽火线时可能经历的无数险境，闪过陆文渊在简陋实验室里彻夜不眠、盯着培养皿的执着眼神，也闪过司徒美堂老先生那深邃而充满期许的目光。

这笔钱，不能，也绝不会用于个人的奢华或公司的无度扩张。

它必须被用在刀刃上，用在最能打击敌人、最能保存自己、最能孕育未来希望的地方。

用它来购买设备，送回国内，哪怕只能多造几支枪，多产几盒药，多培训几个技术工人。

用它来支持AmSL和“求知社”的平台，培养更多掌握现代科技的青年才俊。

用它来为青霉素的工业化、为更多“种子”项目的研究，提供充足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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