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打瞌睡的都睁开了眼。

李仲恺走到天井，指着那株老柏树：“以此树为界，东西两侧，各有几人？”

孩子们纷纷转头数。

东侧靠窗坐了一排，西侧靠墙坐了两排，中间过道还有几个。

“东边五个！”“西边……七个？

加中间两个，九个！”“一共十四个！”

数法不一，答案各异。

李仲恺走回堂内，拿起粉笔（他从县里带来的稀罕物），在黑板上画了个简单的祠堂平面示意图，标出座位，然后问：“若已知东侧五人，西侧（包括中间）九人，总数几何？”

“十四！”这次声音齐了些。

“若今日王二狗生病未来，实到几人？”李仲恺又问，顺手在代表王二狗的位置画了个叉。

“十三！”这次更快了。

“若明日，张三的弟弟也来开蒙，坐在此处，”李仲恺在图上又加了个圈，“则总人数几何？”

“十四！”“不对，是十五！

加了一个！”

简单的加减，用实际问题引出，孩子们争相回答，气氛活跃。

郭永华发现，李仲恺很擅长用具体、贴近孩童生活的例子，来讲解抽象的数理概念，而且往往从“一共有多少”这类整体性问题切入，暗含了朴素的集合思想。

“很好。”李仲恺点点头，擦掉黑板，又画下新的图样——这次是几个简单的几何图形，方，圆，三角。

“此为何物？”

“方块！”“圆饼！”“三角帽子！”

“此三物，可有不同？”李仲恺问。

“样子不同！”“圆的会滚，方的不动！”“三角的尖，扎手！”

孩子们七嘴八舌，用最直观的经验描述。

“然也。

世间万物，各有其形。

方圆曲直，各有其理。”李仲恺指着图形，“方者，四边平直，四角相当。

圆者，一中同长。

三角者，三边相接。

此乃其‘性’。

知其性，方能辨其类，明其用。

造房需知方圆，制器需晓曲直。

此亦学问。”

他将简单的几何形状与“物性”、“用途”联系起来，让蒙童们懵懂地感知到，形状并非随意，而是有规律可循，并与生活实用息息相关。

郭永华听着，心里对这位年轻夫子的评价又高了几分。

在1915年的乡村蒙馆，引入如此具象又暗含科学思维的教学内容，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和智慧。

李仲恺不仅在教知识，更在潜移默化地培养一种观察、分类、探究的思维习惯。

课程结束时，李仲恺布置了一个“课业”：“归家后，于院中、屋内，寻三种不同形状之物，明日来说说，它们为何是那般形状，可能有何用处。”

学童们觉得新鲜，纷纷应下。

散学时，郭永华收拾书本，李仲恺走了过来。

“永华，”他声音平和，“昨日借你的《算法统宗》简本，可看了？”

那是李仲恺前几日私下借给郭永华的一本薄册子，是明代程大位《算法统宗》的简易启蒙版，讲珠算和简单数理。

李仲恺借出时只说“若有兴趣可翻翻”，并未要求什么。

郭永华点头，从书袋里取出那本保存完好的册子，双手递还：“看了些。

谢夫子。”

“可有所得？”李仲恺接过，随意翻到一页，指着上面一道关于“鸡兔同笼”的经典算题，“此题，可能解？”

郭永华看了一眼题目。

这是中国古代着名的算术问题，用二元一次方程组可轻松解决，当然，古人用的是筹算和巧妙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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