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代赈，重建家园。”

广播重复了三遍。

人群开始骚动。

男人们摩拳擦掌，讨论着去哪组。

女人们则更务实——额外的一个馒头意味着孩子能多吃一口，肉菜补贴更是难得。

“我去第一组！”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喊道，“我干过矿工，力气大！”

“我去农场，我会开拖拉机！”

“我报名医院，我儿子是医生，我懂点医护！”

登记处很快排起了长队。

负责登记的是县民政局的年轻干部小赵——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女儿，但第三天就回到工作岗位。

有人说他冷血，有人说他坚强，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不工作，他会在每个夜里被记忆撕裂。

“姓名，年龄，特长，想去哪组？”小赵的声音很平静，笔尖在登记表上快速移动。

“王铁柱，四十五，矿工，第一组。”

“李秀英，三十八，以前在食堂工作，第四组。”

“孙建国，五十二，拖拉机手，第三组。”

一个个名字，一张张面孔。

有的眼里还有伤痛，有的已经麻木，但大多数人在说到“特长”时，会挺直腰板——我还有用，我还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这是“以工代赈”政策实施第七天。

最初有人不理解：都这样了，还要我们干活？

但很快人们发现，有事情做，反而能暂时忘记痛苦。

而且那额外的馒头和肉菜，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和需要体力的壮年来说，太重要了。

更重要的是，当人们亲手清理自己家园的废墟，亲手参与新医院的建设，亲手种下来年的种子时，那种“一切都完了”的绝望感，会一点点被“还能重新开始”的希望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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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时，矿星城中心小学临时教学点。

这里原本是一个仓库，地震后屋顶塌了一半，工程兵用钢架和防水布勉强补好。

里面摆着三十多张从废墟里扒出来的课桌，高矮不一，有的缺腿，用砖头垫着。

五十三岁的于老师站在一块用门板刷黑制成的“黑板”前。

他是矿星城中心小学的副校长，地震中失去了右腿，现在拄着拐杖。

但他坚持要回来上课——“孩子们不能没有学上”，他说。

今天来了二十七个孩子，从六岁到十二岁不等。

他们坐在冰冷的仓库里，呼出的气变成白雾，但每个人都很安静，眼睛盯着黑板。

“今天我们上语文课，”于老师的声音有些沙哑，“课文是……我们自己写的。”

他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

《家》

“地震那天，你们的家发生了什么？”他问。

沉默。

有几个孩子低下头。

“没关系，不想说可以不说。”于老师顿了顿，“那今天，我们写新的家。

写你们希望的家，是什么样子。”

他发给每个孩子半张纸——纸张很紧缺，只能省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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