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个月换一张照片。

这张是上个月收到的，通过香港的渠道辗转而来。

照片背面有妻子用铅笔写的字——“晓棠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

石榴熟了，给你留了一坛石榴酒。”

林默涵把照片翻过来，看着女儿的脸。

六岁了。

他离开大陆的时候她才一岁多，还在学走路。

现在她该上小学了。

妻子在信里从不诉苦，只说“家里都好”，“你注意身体”，“孩子又长高了”。

但他知道，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在闽南老家的小镇上教书，日子不会轻松。

岳父岳母年纪大了，需要照顾。

弟弟前年去了东北支援建设，家里就剩她一个人撑着。

“爸爸打完这场仗就回家。”

他对着照片说这句话，声音很轻，轻得连自己都几乎听不见。

他以前不会这样。

刚来台湾的头几个月，他觉得自己可以把这份思念压得很深，像压一块石头沉入水底。

但时间越久，石头越轻，思念像水底的暗草，从石缝里钻出来，越长越高，缠住他的脚踝，往上蔓延。

他把照片夹回书里，合上书，把书贴在胸口。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仓库角落的一只水龙头旁边，拧开。

铁管里发出咕噜咕噜的闷响，先喷出一股锈水，然后是细弱的清水。

他捧起水洗了一把脸。

水很凉，他打了个激灵，意识清醒了一些。

他回到铁皮箱前面，戴上耳机，打开收报装置。

距离零点还有半个小时。

他把频率调到约定的波段，然后耐心等待。

电流声在耳机里持续着，单调而枯燥，像海浪一遍又一遍地拍打礁石。

他想起老赵。

老赵是高雄地下组织的交通员，五十多岁，以前在左营海军基地当过修船工。

去年冬天，老赵在爱河码头与特务枪战，身中四枪，最后把情报嚼碎咽下去的那一幕，是另一个交通员事后告诉他的。

那个交通员说，老赵咽下最后一口纸屑的时候，嘴角带着笑。

他想起苏曼卿。

上个月他在台北见到她，她站在明星咖啡馆的柜台后面，左手无名指上的枪伤疤痕用一枚铜戒指遮住了。

她给他端咖啡的时候，用小指在杯碟上敲了三下——暗号，紧急情报。

那天晚上，她在咖啡馆地下室告诉他，江一苇提供的“台风计划”坐标有问题。

那是他和江一苇之间的第一次裂痕。

他想起陈明月。

三天前她离开的那天晚上，雨很大，她站在后门口，背对着他，肩膀微微发抖。

她等了很久，好像在等他开口说什么。

但他什么都没说。

他站在门口，雨水打在门槛上，溅湿了他的裤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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