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四十多岁，矮壮结实，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延伸到颧骨的刀疤——那是抗战时期留下的。

他身后跟着两个行动队员，都穿着便装，但腰间鼓鼓囊囊的，显然带着家伙。

江一苇抬起头。

“周队长？

“

“江秘书，例行检查。

“老周的声音粗哑，但态度不算恶劣，“处座的命令，所有机要人员的私人物品都要登记造册。

“

江一苇的目光落在老周手里的物证袋上——一个透明的塑料袋，专门用来装证物的。

他的茶杯就在桌角，杯口朝下，倒扣着。

“我的茶杯？

“

“对。

所有个人物品，包括茶杯、文具、私人物件，都要登记。

“老周走到桌前，看了一眼那只白瓷茶杯，“这是你的？

“

“是我的。

“

老周伸出手，指尖捏住茶杯的杯沿——他没有翻过来，没有碰杯底，而是连杯带底一起托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物证袋里。

江一苇看着那只茶杯被装进塑料袋，封口被密封条封死。

他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像一面鼓，但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还有别的吗？

“他问。

“暂时就这些。

“老周把物证袋提在手里，朝门口走了两步，忽然停住了。

他转过身，看着江一苇。

“江秘书，“他的声音压低了，“你哥哥的事，我知道一些。

“

江一苇的手指在桌面上微微一顿。

“1947年上海，江一山。

我有个堂兄当时在警备司令部当差，参与过那次行动。

“老周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两个人能听到，“你哥哥不是死于肺结核。

他是被活活打死的。

三百鞭子，鞭鞭见血，打到第一百八十鞭的时候，他还在喊口号。

“

机要室里安静得能听到挂钟的秒针走动声。

“周队长，“江一苇的声音很平静，“这些事，和我的茶杯有什么关系？

“

老周看了他一眼，那道刀疤在灯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

“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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