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高雄转移以来，他们已经四十一天没有见面。

四十一。

林默涵清楚地记得这个数字。

四十一不是约数，是从九月十七日高雄爱河码头分别，到十月二十七日台北重逢，每一天每一夜都像刻在骨头上的刀痕。

他下楼的步子不疾不徐，皮鞋跟踏在木楼梯上的节奏与“陈文彬”的性格完全一致，不急不缓，带着点商人的惫懒。

一楼店面里充斥着颜料的气味，那些从南洋运来的靛蓝、朱砂、赭石装在木箱里，与樟脑丸的辛辣混成一股奇特的味道。

店员正给一个来买漆料的木匠称量虫胶。

靠门口的位置，一个女人背对他站着，穿灰绿色碎花旗袍，外面罩着深色毛线开衫，头发在脑后挽成低髻，用一根朴素铜簪固定。

她手里提着一只藤编手提篮，篮口蒙着蓝布。

听见脚步声，她转过身来。

林默涵的呼吸在喉咙里停了一瞬。

陈明月瘦了。

颧骨明显地凸出来，下巴尖了，眼窝在店面阴翳的光线里凹陷下去，像一朵被雨水打蔫的白山茶。

但她那双眼睛还是那样，温温的，润润的，像盛着一汪看不到底的水。

她也看见了他。

短暂的对视只有半秒，短到店员还没抬起算盘珠子，短到空气中的樟脑味还没来得及散开。

“陈老板，”她开口，声音里带着刻意撑起来的热络，“上次跟你说的那批煤粉，阿山帮你送过来了。”

林默涵微微颔首，脸上浮起恰如其分的客套：“辛苦了。

到后面茶房坐。”

他引着她穿过店面后部的仓库。

那些装着颜料粉的木桶堆成小山，只留一条窄窄的通道。

他的肩膀擦过一桶靛蓝，灰蓝的粉末蹭在袖口上，像一片淤青。

茶房不大，一张杉木方桌，两把竹椅，墙上挂着商号执照和一张从南洋带回来的香蕉纤维挂毯。

最里面那面墙后藏着通往地下小房间的暗门，但此刻不需要用。

林默涵关上门，顺便用脚把一块松动的墙板顶回原位。

房间里的光线昏黄，只有一扇天窗漏下来的光，像一条切割尘埃的斜线。

他们面对面站着。

谁都没有先说话。

然后陈明月向前迈了一步，又一步，第三步的时候她的肩膀开始发抖。

她伸手捂住嘴，所有的伪装——阿山、煤粉、送货、客套——像潮水一样从她身上褪去。

留在原地的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她的丈夫是假扮的，她的工作是亡命的，她刚刚从死亡和追捕中爬出来，而她唯一想见的人就站在面前。

林默涵伸出手。

他的指尖碰到她手背的时候，感觉像摸到一块冰。

“你受伤了。”他低声说。

声音很轻，像怕把什么惊醒。

陈明月摇摇头：“已经好了。”

“腿。”

“好了。”

林默涵没有收回手。

他的手指在她手背上轻轻按了按，像在确认这只手还是温热的、活着的、属于他认识的那个陈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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