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是在爱河码头被捕的。

那天是1953年11月17日。

他后来反复确认过这个日期——不是因为他记性好，是因为被捕前他看了一眼码头仓库墙上的日历。

日历是蔗糖合作社送的，印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手里托着一块红糖，笑容很甜。

日历下面用红笔圈着一个日子，11月20日，旁边写着“船期”。

那艘船将载着三百吨蔗糖和一份藏在糖袋夹层里的情报，驶往香港。

他没能等到那艘船。

多年以后，有人在档案里找到一份军情局的审讯记录。

记录很薄，三页纸。

第一页是基本信息：赵长河，五十三岁，高雄港码头工头。

第二页是审讯过程，只有寥寥几行字。

第三页是一行红笔批注：“拒供，已处决。”

三页纸。

一个人的一生，三页纸就装完了。

但那个傍晚在爱河码头发生的事，那三页纸装不下。

老赵在高雄港做了三十年。

码头上的工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一直在。

他认得每一艘进港的船，记得每一个常来提货的商人，知道哪个仓库的锁该换了，哪段栈桥的木板朽了。

他佝偻着背，走路的时候左脚微微拖地，那是三十年前被货箱砸的，没养好，就这么拖着走了半辈子。

码头上的人叫他“老赵”或者“赵头”，没有人叫他“赵长河”。

名字这东西，在码头上不重要。

认得脸，认得这个人靠得住，就够了。

林默涵第一次来码头是一年前。

他穿着白衬衫，戴金丝眼镜，手里拿着提货单，在一群赤膊的搬运工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老赵从仓库里走出来，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把汗，接过提货单看了看。

“墨海贸易行。

新开的？”林默涵点头。

老赵没再多问，转身喊了几个名字，几箱蔗糖从仓库深处搬出来。

装车的时候，老赵发现一袋糖的麻袋口松了。

他蹲下来，把麻袋口重新扎紧。

手指触到麻袋底部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什么。

不是糖。

糖是软的，颗粒状的。

那东西是硬的，扁平，大概巴掌大小。

他没有低头看。

手也没有停。

把麻袋口扎紧，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糖粉。

“沈老板，货齐了。

下次来，提前一天打招呼，我给你留最好的舱位。”林默涵看着他。

码头上太阳很烈，老赵的额头全是汗，皱纹里积着盐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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