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任终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短，可那短里头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在说“你们还不明白么”？

他放下钢笔，把那份文件翻了一页，又将钢笔帽重新旋紧：“广播喇叭里说的话多了，哪能句句都当真。”他低头看文件，挥着手像是驱赶两只苍蝇：“以后还有机会。

你们先回去吧。”

愤懑不平的两个人又往县里寄了信，白纸黑字，把事情原原本本写了一遍，署名摁了手印，寄的是挂号信。

信寄出去，等了半个月，没有回音。

又等了半个月，还是没有。

过了将近两个月，有人私下跟刘建设说：“你们那信，县里又转回公社了。”

转回公社，就等于转回王主任手上——那些字，那些签名，那些摁在纸上的红手印，他们写的每一个字都在那个人眼皮底下摊着，像是被人攥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又像是被人搁在桌角，连看都懒得看。

后来，赵钢蛋在修水利工程的工地上遇见胡会计，这才小子皮笑肉不笑地迎了一步：“哎呀，赵钢蛋，那事还没放下呢？

我跟你说，这事儿啊，就是命。

命里有的，不用争；命里没有的，争也争不来。”

他说完这话，转身走了，那步子迈得稳当又从容，像是那句“命”已经替他解释了一切，也替他自己那杆秤称过了一切。

赵钢蛋站在地头上，看着那个背影在苞米地边上拐了个弯，不见了。

风从山脊那边灌过来，把他裤腿吹得哗哗响，像是有只手在一下一下地拍着劝他：算了吧、认了吧……

再往后，人们开始开始避着他们，像是他俩身上有瘟病，但凡离他们近点就会被传染。

工地上一起干活的人，目光碰到就移开，像是多看两眼就会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大队开会的时候，点名批评刘建设“思想不稳定”，赵钢蛋“跟组织上对着干”。

再去公社反映情况，上面的人一听是他们，连眼皮都不抬，材料往桌角一推，声音不冷不热：“回去吧，组织上会考虑的。”那个“组织上”像是隔着好几堵墙，墙又厚又高，连声音都透不过去，可你知道墙那边有人，他们听得见，只是不搭理。

他们没有退路，也没有人能帮他们说话。

那种憋屈、那种无助、那种愤怒……

那种情绪不是一下子烧起来的，是慢慢渗出来的——先是窝囊，然后是窝囊变成憋屈，憋屈变成恨，恨又把自己裹成一层硬壳，壳底下是空的，空的里面是烧红的铁水，只是还没有溢出来。

这种情绪最终燃起了一把火：能把人性烧成灰烬、把良知烧成骨头渣子的火！

那些被吞进去的汗水、被踩碎的尊严、被轻飘飘的一句话碾成粉末的希望，正在一层一层地积着，像春天河面上的冰，看着平整，底下已经在裂了。

那天晚上，天黑得早，月亮还没出来，枪库的门锁被捅开了。

枪库的门被推开的时候，铰链只发出了一声很轻的“吱呀”。

刘建设闭着眼睛都能摸到那几支枪的位置——枪架第三层，从左往右数第二支和第三支。

他把枪取下来，递给赵钢蛋，赵钢蛋用油布裹好，塞进麻袋。

墙角那箱子弹他们搬了一半，黄澄澄的弹头在黑暗中互相碰撞，发出细碎的金属声。

两个人都是基干民兵，这个时候的民兵都是真枪实弹训练出来的。

何况他们还是民兵中的优秀分子。

开枪，他们都会。

后半夜，两个人摸黑来到公社。

他们翻过公社宿舍后墙，墙根底下堆着几捆干柴，踩上去软绵绵的，没发出声响。

王主任住最东头那间，窗户纸糊了三层，透不出光。

刘建设敲了两下门，捏着嗓子说：“王主任，白天从山上搞了些山货，趁这会儿没人，给您拿来了！”

屋里传来一声含混的应答，根本没问来者是谁，大概齐是夜半收礼已经习以为常了。

门开了条缝，一只眼睛从缝里往外看。

那只眼睛看见黑洞洞的枪口时猛地缩了一下，可赵铁蛋手里的枪响了。

弹壳跳出来，落在砖地上，叮当一声，滚了两圈。

门歪了，门缝里透出一股煤炉子热气、硝烟和血腥混在一起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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