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本报之天职,在灌输青年以新知识、新理想,使其有批评之精神,不畏强御之气概……”
郭永华读得很慢,很仔细。
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心上。
他前世在历史课本上读过这篇文章的片段,但此刻,在1918年的秋夜,在油灯下,完整地这穿越时空的呐喊,感受那字里行间奔涌的焦灼、痛切、以及破旧立新的决绝勇气,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那是对一个古老文明痼疾的诊断,是对一代青年灵魂的呼唤,是对一个崭新未来的热切企盼。
郭永怀也凑在旁边看。
他识字比弟弟少,文理也浅,很多句子看不太懂,但那文章里喷薄而出的激情、对“陈腐朽败”的痛恨、对“新鲜活泼”的赞颂,却直白地感染了他。
他指着其中一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话说得对!
做人就得自己个儿说了算,不能老听别人的!”
郭永华点点头,继续往下翻。
接下来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这篇在另一个时空引爆文学革命的文章,此刻静静地躺在刊物里,提出了“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这些观点,在后世看来或许平常,但在当时,无异于向传承千年的文言文和旧文学规范投下的重磅炸弹。
“不用典?
不讲对仗?”郭永怀更迷糊了,“那文章还叫文章吗?”
“夫子的意思是,文章是给人看的,要让人看懂,说人话。”郭永华试图用兄长能懂的话解释,“就像咱们说话,怎么想就怎么说,不用老掉书袋,扯古人。
你看这后面,还有用白话文写的诗和文章呢。”
果然,后面有胡适、沈尹默等人的白话诗尝试,虽然稚嫩,但那股清新活泼、贴近生活的气息,与前面严肃的论说文章形成了鲜明对比。
郭永怀读着“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挠挠头,觉得有点怪,又有点好玩。
再往后,是易白沙的《述墨》,吴稚晖的《青年与工具》,刘叔雅的《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篇篇文章,或介绍西方近代思想,或批判传统文化糟粕,或倡导科学精神与实业救国,角度不同,但内核一致:反思传统,引入西学,启迪民智,改造社会。
郭永华一篇篇读下去,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周遭的一切。
他仿佛置身于北平的大学校园,置身于那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学贯中西的教授学者中间,聆听着他们关于国家前途、文化出路、个人解放的激烈辩论。
那些思想,有些他早已在另一个时空接触过,有些则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但此刻,它们通过李夫子的手,如此真切地呈现在他面前,与他这一年多来在乡村的实践、观察、困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肥皂、肥田粉、染坊、蚊香、牙粉……他做的这些,是“有用之学”,是“实业”,是改善具体的民生。
但《新青年》里的呼喊告诉他,这还不够。
国家之病,不仅在器用,更在思想,在制度,在千百年积淀下来的陈腐观念和僵化礼教。
需要一场更深刻、更彻底的“革心”。
郭永怀起初还努力跟着看,后来实在困了,眼皮打架,脑袋一点一点,终于歪在炕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刊物的一角。
郭永华轻轻抽出刊物,给他盖了件衣服。
他自己毫无睡意,就着越来越暗淡的油灯光,将《新青年》从头到尾,又快速浏览了一遍。
然后,他合上刊物,吹熄了油灯。
屋内陷入黑暗,只有窗外清冷的月光透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银霜。
郭永华躺在炕上,睁着眼睛,望着黑漆漆的屋顶。
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激荡,在冲撞,在燃烧。
那不仅仅是读到新思想的兴奋,更是一种沉重的、清晰的认知——他所在的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李夫子,就在那变化的漩涡中心。
他所寄来的这本《新青年》,不仅仅是一本杂志,是一把钥匙,一扇窗,一盏灯。
它照亮了前路,也照见了前路的崎岖与险恶。
“春雷已发,万物当苏。
育苗于野,静待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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