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也照例放了“农忙假”，孩子们也成劳动力。

然而，今年的大春播，却隐隐透着一股疲沓和无力。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由于林墨和熊哥被“封了枪”，生产队里以往由野味带来的那点珍贵的油水补充，彻底断了。

这个时节，北京是初夏，这里却是刚开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去年秋收分下的粮食已经吃得见了底，肚里没有油水，碗里不见荤腥，巨大的劳动强度消耗着每个人的体力。

很多人干活时明显没了往年的冲劲，歇晌的时候，常常能听到肚子的咕噜声和无奈的叹息。

“妈的，这叫什么事儿！”地头休息时，常有社员忍不住低声骂骂咧咧，“人家小林、小熊同志牺牲自己的休息日，顶风冒雪钻进老林子，用的是自己的枪、自己的弹药，打回来的东西哪次不给屯里缴一部分？

咱们谁家老人孩子没沾过光？

现在倒好，成了罪过了！”

“就是！

也不知道是哪个黑了心肝、烂了肚肠的王八羔子去告的黑状！

让他嘴上生疮，脚底流脓！”

每每听到这些，苟文才脸上都是不尴不尬、青红不定……

“队长叔，”甚至有人偷偷去撺掇老队长，“就不能……就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让小林和熊崽他们……偶尔进趟山，悄悄地干活，打打牙祭？

这身子实在亏得慌啊…”

老队长每次听到这种话，总是把眼一瞪，烟袋锅子磕得梆梆响：“胡闹！

出了事谁负责？

你替他们顶雷？

还是我替他们顶？

县里的文件白纸黑字写着！

谁再出这馊主意，我就扣谁的工分！”

众人便只好讪讪地散开，但肚子里的饥火和心里的怨气，却越积越旺。

就在这种压抑而忙碌的氛围中，靠山屯又迎来了一批新人。

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再次卷着尘土开进了屯子。

这次来的，除了黑河地区机关下来的另外一名插队干部，还有一位从上海来的级别不低的干部，以及一批刚从北京、上海来的知识青年。

屯子的接待能力瞬间被撑到了极限。

生产队部腾出了两间最好的房子，给了那两位领导居住。

而知青点那两间原本就拥挤的土坯房，又硬塞进了九个男男女女的新知青。

加上“原住民”李卫红和张建军，小小的地方竟然塞了足足十一人，晚上睡觉时几乎是人挨着人，转身都困难。

新知青们的到来，暂时冲淡了屯子里关于林墨事件的压抑气氛，带来了新的喧嚣和陌生的城市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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